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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政策联动 已明确成为金融生态优化风向标
2018-12-25

近期,我国的金融监管政策之间开始注重协调和联动了。

从形式上看,《商业银行理财子公司管理办法》是为“理财新规”和“资管新规”的配套内容,而从本质上看,这体现了监管政策通过联动、走向发挥整体效力的新内涵和新精神。笔者认为,这一新变化比管理办法本身更有意义、更具价值。

在我国金融市场规模、机构和业务快速增长中,金融监管政策也在逐渐丰富。但是,各个政策自身和相互之间的联动性和连通性不够,因过于注重短期效应释放、单向功能体现和局部问题处置,留下了监管政策寻租的空间与领域。

部分金融机构常采用时间、环节、地域、对象和手段错位甚至错配等方式,规避金融监管的约束要求和管控条件,不断击破和扩张因监管政策包括手段工具交叉且缺乏联动的“地带”,形成业务增长的“超然”领域。这一“超然”领域同新技术、新模式和新业态等交织、捆绑在一起,既增大了金融监管政策联动的困难,又为某些领域失控或疯长的业务提供了可能。

举例来说,金融机构的“存款理财化”现象、趋势和格局,原因很多而且很复杂,监管政策之间缺乏联动,起了特别的作用。在我国个人财富快速增长过程中,投资渠道多样化和投资收益多元化,是金融生态适应社会财富结构变化必须面对的新课题。而金融机构过多、单一选择以提高收益为主要手段的金融服务,通过理财方式组织和争揽负债(存款),成为推动其业务发展的主流模式,忽视了对负债(存款)端(投资人)风险承受能力的考量,忽视了对资产(贷款)端(借款人)价值创造能力的统筹,形成最终市场以简单收益确定业务规模的生存偏好和惯性力量。

在这个过程中,金融监管政策包括手段工具被自觉不自觉地隔离、孤立,没能有效连通和联动。比如,部分金融机构把监管政策要求的“丰富投资人投资渠道和收益”的思想与内容运用到了极致,而“收益与风险平衡”“打破刚性兑付”及“加强投资人风险教育”等要求,却体现得不够充分,不够完整,以致弱化了金融监管的效力和权威。

客观地讲,我国当下的金融监管政策包括工具手段已相对齐全,眼下的紧迫问题是要将其贯通、联动起来,发挥整体、叠加和合力效应。这既是金融生态优化的基础性着力点,又是金融生态优化的前提性突破口,还是金融生态优化的主导性风向标。

优化金融生态,本质上是要解决市场效率和市场风险问题,这是体系、过程和关系统一的集合体。就是说,一方面要注意监管政策包括手段工具的完整性、协调性和科学性,充分适应市场环境和对象的变化,另一方面要注意监管政策之间的联系性、衔接性和互促性,主动避免分割或分离形成的“超然”地带,以及因此产生的“超然”业务和变异生态主体,平衡规模与结构、风险与收益的关系,真正体现金融监管“无时不在”、“无处不有”的管束效力。

金融监管政策之间的联动,当然要体现金融机构自我约束与自我平衡的精神。中外经验证明,金融机构资产和负债的“总量平衡”和“结构对应”,是其自我约束和自我平衡的重要和基本原则。因此,金融监管政策须立足这一原则来设计和完善,并从影响“平衡”与“对应”的因素和关系中,动态改进和深化联动的手段、对象与领域,凡是背离这一原则的现象、事件和领域,都应受到约束、纠正和制止。

金融监管政策之间的联动,还应体现金融生态充分开放和有序竞争的精神。具体说来,当金融生态中的市场门槛、标准、条件和内容存在差别时,当不同市场主体在相同的市场生态中体现不同的市场权利时,金融监管政策和行为的穿透与联动就会失去意义,还会伴生市场假象。

因此,金融监管政策之间的联动,必须推动金融生态的更为开放,从不同时期市场的热点问题入手,用监管的约束和效力,解决无序竞争问题。推动金融创新,平衡新技术、新工具和新模式与传统业务的关系。比如,对互联网金融,除了有更严的监管标准,还要从评判市场公平与开放的维度,加强行为和功能监管,防止“模糊地带”的噱头式竞争。

金融监管政策之间的联动,更应体现金融生态和经济生态持续协调与紧密融合的精神。金融资金流入实体经济,是金融生态优化的最根本目的。因此,金融监管政策之间的联动,要从金融与经济融合的路径、形式和方法上来探索。

比如,对各类金融机构的资金体内循环行为,做出标志性、警示性规定,设定底线内容和红线标准,采取动态手段,控制和压缩那些无实体经济参与的交易环节和交易链条。

再如,建立金融总量中实体经济融资率指标,用倒逼的方法保证监管政策在始终不脱离实体经济的前提下的联动和连通运作。

还有,形成市场中的“吹哨”机制和“毒丸”效应,当金融生态中实体经济融资比例过低和异常下降时,金融监管立刻“吹哨”并快速做出“中毒”反应,抓紧调整和矫正,强化金融与经济融合的制度性合力和长效性机制,尽力减少两者融合的摩擦性及对冲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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